赵丹丹:社区医生功能在弱化很多变成配药工|社区医院|赵丹丹

2018-08-09 16:06:01 来源:行业信息

摘要: 原文刊载于搜狐健康,经中欧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(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主办方)授权发布编者按:2012年9月15日,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...

原文刊载于搜狐健康,经中欧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(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主办方)授权发布

编者按:2012年9月15日,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召开,多位卫生政策研究专家、医药卫生供给方和政府卫生政策决策者,就家庭医生/全科医生制度进行深入地探讨和研究。以下是与会嘉宾的精彩发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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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丹丹(上海市黄浦区卫生局局长):

我专门就家庭医生这个话题和居民进行过谈话,非常遗憾的是,我们自己对工作成绩的感受跟居民的反映是不大一样的。原因很简单,目前我们没有医生,我相信各个社区服务中心都没有医生,现在三级医院已经到二级医院抢医生了,社区医院的医生要到急救中心抢医生了。因为不管怎么们社区医院的医生待遇还是比急救中心的医生高一些。

为什么说推进家庭医生制度这件事情难,我们要整体来看。首先,我们国家对全科医生非常重视,应该说成效是显著的,成绩是明显的,当然成本也是很大的。从问题上来看,社区医院的前身是地段医院,以前科室也比较齐全,甚至还可以做点小手术。在基层缺乏好环境、好医生的时候,就成立联合诊所。其实仔细看看,我们现在的做法都是向以前的做法学。地段医院向社区医院转型之后,它是一种进步,但是突然发现很多项目、很多检查社区医院都无法做了,这样社区医院的整体功能其实是在弱化。现在我们社区医院的医生,更多的是在做配药的工作。虽然我们希望在改革过程中能创新,但不要一下子把过去全都否掉重做。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时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的比例应该是1:1,现在中国不仅全科医生数量不多,质量不高,而且医学院的学生也不愿意做全科医生,尤其是生活成本比较高的地区。我们发现外地医生没有一个愿意到我们这里工作的,因为这里房价太贵,生活成本太高,所以我们想全科医生的待遇应该提高一些。

第二,社区全科医生也缺乏对居民的吸引力。我看无非是几个原因,第一,制度与目标缺乏匹配度,政策之间缺乏协调。一方面让医疗服务下沉——让病人愿意下到社区医院就诊。在供应环节上,我们可以利用布局手段造一个社区医院,但是在需求环节上必须以市场为主导,病人是有自己的选择权的。同时还要提升医生的积极性,这一点我们就觉得很难。第二,全科医生具体的责权不清晰。很多工作都落到全科医生身上,但只给那些钱,这是我们行政管理的弊端,导致医生缺乏积极性——我不做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呢?第三,执业项目设计约束了社区卫生服务功能。很多服务项目把我们限制了,说这个不能做,那个不能做,其实现在有一些检查我们明明可以做的,但不让我们做,尤其是大型诊疗平台我们是可以做的。第四,全科医生资源缺乏,现在是专科医生培养全科医生,培养模式还是以专科医生为主。

最后谈一点个人非常粗浅的认识。我觉得不管怎么说,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要看到曙光的,而且现在十个区也做出了一片光明,我们只要朝着光明的方向走,相信前途还是灿烂的。第一,我们要强化制度的衔接和政策的连续性,不能说下去做全科医生之后收入一定是少的,那他肯定是不愿意。一定要把政策衔接做好,政策包括两块,一个是压力问题,一个是动力问题。外部要有压力,就是说要有人愿意去做全科医生,从起点上就愿意去。现在规范培养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,因为他代表了一种潮流,对医生水平提高起到一定的作用。但是钱进去容易出来难,专科医生因为执业风险,受教育程度等各个方面决定了他肯定待遇比全科医生高,否则也是不公平的。但是通过三年规范化的培养,这些人就可以去做全科医生了,如果想做专科医生的话,需要再去做专科医生的培训。这样门槛提高之后,势必会逼迫一些医生只能到全科医生去做,而且他很服气。

外部一定要有这样的压力,内部也要有动力,提高一定的工作水平。全科医生工资水平大概要多少,不要报一个数字,说工资水平二三十万,而是要按照社会平均工资标准的倍数来规定。比如建议全科医生的工资是社会平局工资的3-5倍,如果测评上海的年平均工资是4万多,至少要保证全科医生是在12-15万之间;专科医院医生虽然可以拿二三十万,但他们要写SCR论文等等,日子也不好过,那有些人就选择不做专科医生了。此外,还要明确全科医生或者说家庭医生的基本工作要做什么,比如是基本卫生服务,这个要明确,如果超出这个范围,额外的工作是要再给钱的,不能只给工作不给钱。还有是干什么和为什么干,这就要求明确标准。最后是如何干,我觉得主要是在几个方面。

第一社区要有重点。现在定点医疗的模式已经打破了,想收回来很难,但是还是有一些办法的。能不能第一步让社区定点,二三级医院放开。只要定点了,就可以作出一个模型出来。

还有是信息化,除了提高我们的项目能力、资源共享之外,还要监督病人和医生的行为。医保局说,比如病人在这里开了两个月的要,再到另一个地方再开两个月的药,这是不行的,现在信息没有沟通,就存在一定的问题。还有和上级的联动,你要让病人听话,至少要手中有货。最后就是营造相应的政策环境,我始终认为,推进一项改革,设定目标之后,首先是做环境,环境做好之后,底层一定会按照你的手段向前走。这里涉及到法制环境——医患纠纷问题要解决,医生要有良好的执业环境,病人违法也应该受罚;要有一个好的社会认知环境——让社会了解到底卫生是怎么回事,不仅要宣布上海的医保政策或者是上海医疗服务体系,要把国外的也宣布一下,我相信国外有好的东西,但也有很多的问题,我们这里有优势的,也要公布出去;还有政策环境,很多的条框要打破它的疆界。比如工资福利部门要搞清楚拿多少钱合适。用人制度要更自由,现在的用人制度是包到人保局去的,每年允许进来300人,结果进来之后又跑掉250人,要再进人的时候人保局说额度用完了。我想这个用人环境要有,缺乏这种政策环境是很难做的。还有提高我们的职业素质,医务人员在培训的时候很少去学人文和伦理,即便学了也不是作为很重要的内容,我们还要提高道德水准、人文素养,这也是很重要的。最后一个环境是舆论环境。希望我们的媒体更多向好的方向宣传。现在很多学校的医学专业已经论为调剂专业了,如果这样下去的话,是对整个人群的不负责任。

通过这些政策,我估计会好一些,医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,我们慢慢的向前走一步看一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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